礼来制药CEO：让中国创造更具竞争力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至于各国自治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会有两种形态：或者是各自治地方政权团结一致对付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者是在中央政府分而治之下如一盘散沙。相对地，英国宪法学界对联邦制的理解恰恰是，联邦和组成部分的权力机关之间形成不可单方面改变的契约关系。

至于第四种，是通过搜集多个样本基于不同变量的表现寻求对法律现象的社会科学解释。西班牙的自治地方政权在这一环境中试图改变所在国家的基本宪制框架，确实比较困难。二是地方性政党对本自治地方政治现状乃至单一制多民族国家这一政制模式本身的基本态度，尤其是有无主导地方政治的地方性政党，以及这类政党的意识形态如何。特别是，西班牙宪法法院2010年6月28日发布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l'Estatut d'autonomia de Catalunya）部分违宪判决明确指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是西班牙宪法的下位法，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西班牙中央政府不是平等主体而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加泰罗尼亚不是联邦组成部分。[2]各国的宪制改革告一段落后，宪法学者方踏足这一研究领域。

诚如赫叟所说，这种研究的最大贡献将是把世界法律地图上尚未明晰的地方绘制和标明。过去二十年间对西方国家多民族性的关注和讨论发轫自政治理论家，塔利（James Tully）和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人着力阐释了主要满足特定民族政治需求的自治机关如何与西方宪法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典型制度共融。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基本权利对某些领域保护不足的问题。

[13]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进而，其功能在于简化法律工作，减轻法律人负担，也就是所谓减负功能。由此，行政专权是一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宪法就是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重新安排。

言外之意，宪法学的紧迫任务是研究政治宪法结构，而不是超前地畅想未来。因此，宪法学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有待加强。

赵晓力文章并未探讨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而是专注于全国人大本身的结构缺陷。[14]参见赵晓力：论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39]参见《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总体来说，以法哲学或政治哲学为方法论基础的研究虽然也注重文本，但根本旨趣在于探求文本背后的深层观念结构或制度结构。

作者提出三条对于宪法适用具有指引作用的原则：第一，在做合宪性解释时应关注不同层次宪法规范的意义关联。另一方面，社会权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作者认为，广泛代表性只是治标之策，无法治本。[35]作者批判的主要标靶是凯尔森的基础规范。

[35]参见王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虚弱——对基础规范理论政治功能的批评，《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9]参见叶海波：我国宪法学方法论争的理论脉络与基本共识，《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在民国宪法史的研究中，章永乐从行政专权这个概念入手，揭示了政体变革的艰难。尤其是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一功能，使国体概念不再是静态的，而变为一个对政治体的有机发展具有指引作用的动态概念。

表面看来，这套理论框架似乎可以独立于一国的政治架构，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44]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如果论文能够对某个命题、理论或历史脉络做出清晰而系统的阐述，并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关性，那么，此类论文也将是重点评价的范本。恪守学术依靠的是特定的思维方式，而非固守文本。由于旨趣不同，二人并未构成真正交锋。本次评价的风格和思路承袭两年前奠定的雏形，[1]但在框架设计上略有调整。

[40]通行的观念认为，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为一部成文的规范性文件，且内含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同质性的内容。[21]参见田瑶：从‘吴嘉玲案看香港法院‘违宪审查权及其限度，《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6期。

面对此种分歧，弥合之道并非武断地声称自己提出的框架优于其他，而是坦诚地阐明自己提出框架时所依据的标准。[28]参见凌斌：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叶海波：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既然是选择适用，就意味着要对宪法条款区别对待。

其次是加强全国人大之下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地位，特别是要增加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专业性和专职性。因此，从基本权利入手无法确切理解该条款的内容。[33]政治协商会议并非宪法文本中的正式机关，但它在我国宪法生活中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30]作者开篇即提出一对概念，即政治公约主义与政治私约主义。

但是，这种调整不能突破宪法文本确立的框架，因此，合理的途径只能是宪法解释。为此，必须对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予以改造，为其填充实质内容，如此方能在价值纷争的现实中营造出众所公认的政治秩序。

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这些研讨多从史学视角出发，以回顾八二宪法为主，但也兼及中国近现代宪法史。

遗憾的是，宪法学长期以来一直忽略对政协的研究。不但有人套用这套框架提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一般理论，[17]而且更多的学者借此分析各项具体的基本权利。

政治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高全喜对八二宪法的解读方式清晰地体现了这种问题意识。以此概念所传达的适用机制和适用方法为标准，才有可能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宪法条款。陈永鸿论香港特区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唯有在君主立宪制下，由于君主与人民的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为赋予这种政治态势以一种合理的法律解释，于是学者创造出超越于君主和人民的实体，即国家，君主和人民遂皆降格为国家之下的机关，唯此才有可能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客观而言，政治宪法学的确提出了中国宪法学应该关注的重要论题，但是，该学脉对这些论题的解答尚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在人民主权已成政治现实的今天，国家法人说之所以仍有存续或复兴的可能，是因为该学说自身亦经过相应调整，剥离了其与特定政体形态的连接，转型成为一种中立的学说。

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宪法秩序的基础是理性，而行政专权的本质在于应对例外状态，理性永远无法事前预料到所有的例外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专权永远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因此，全部适用和完全不适用是两种不可取的极端立场。

实际上，如果加以相应完善，该学说应该能够对我国的宪法秩序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该文中，作者首先梳理了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的发展历史，认为其中的框架可以作为建构中国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借鉴。